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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 星期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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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鹿毛繁太1954年8月—11月笔供,他1899年生于日本福冈县。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,曾任伪满洲国奉天省柳河县警务科首席指导官、锦州市警察局警务科长等职。

重要罪行有:

1937年5月,在柳河县“将武装抗日游击队员、工作员5、6名”,交由日本守备队杀害,并亲自“用日本刀斩杀了1名”。

1936年7月起,在柳河县“将约2500户左右(1954年11月20日的补充供词中更正为6500户)的家宅”“集家”(即强迫搬家,建成无人区)。同时,以“进入无人地区”的理由,“杀害了中国和平居民8名”。


据筑谷章造1954年10月笔供,他1894年出生,日本鸟取县人。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,曾任伪满洲国沈阳警察厅特务科科长、热河省承德警察厅警务科长等职。

重要罪行有: 1936年4月,逮捕78人,以“灌凉水、殴打、手指间夹铁棍以及其它鬼畜都不忍的手段来审问”。后将其中11名党员送检察厅判刑,4名判处死刑。1939年6月后,指挥部下“破坏了500户(居住500人),修筑10个集团部落”。

据吉房虎雄1954年7月—8月笔供,他1897年出生。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,任大连宪兵队队长,关东宪兵司令部副官等职,1945年9月在平壤被俘。

重要罪行有:

1932年6月初旬,在侵略辑安时,炮兵“对西门外避难的和平人民射击”。

1932年6月上旬,在辑安,所属宪兵“以通谋抗日军的理由,逮捕城内和平人民约40人,刑讯后,于西门外江边残杀”。中旬及下旬,又以同样的理由,两次分别“逮捕刑讯辑安城内和平人民约20人,刑讯后,于西门外河沿残杀”。

6月上旬,在临江,所属宪兵逮捕“城内和平人民50人以上,经刑讯后,以通谋抗日军的理由,在临江西南端附近鸭绿江岸,实行残杀”。下旬,又以“通谋抗日军嫌疑的理由”,“残杀和平人民40人以上”。

1932年9月下旬,在辑安与通化间的一村庄,所属步兵在“明知道是和平人民”的情况下,“以机关枪30发射死”约10人。

“1932年10月中旬,将守备队从辑安西方的村庄,强制带来的和平居民2人”,“进行刑讯后,以通谋抗日军为理由”,“使守备队下士官在辑安西方河岸斩杀”。

1932年10月下旬,在“由辑安到通化的道路上”,指挥部下“射杀了由通化方面来避难的和平人民约10人”。

据柏叶勇一1954年7月—8月笔供,他1890年出生,日本广岛县人。1932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,曾任海伦宪兵分遣队长、伪满洲国抚顺市警察局局长等职。

重要罪行有:

在抚顺,命令所属警察“每年一次或两次在市内”“抓乞丐,共逮捕约200名至300名(此数字1954年8月1日笔供更正为“50名”),乘汽车放弃于兴京县的山中”,致“其中一部分因身体衰弱而死亡”。

1942年9月,亲自布置在抚顺煤矿“传染病发生地区的隔离特别警戒”,“隔离宿舍97名,死亡者54名”。其中的“永安台25号地区隔离所,因隔离者的供给不良,身体很衰弱,很多人被扔进修理工场的铁矿炉烧死”。


根据藤原广之进1954年7月—8月笔供,他1897年生于日本爱媛县。1935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。曾在穆棱、汤原、新京等地任日本宪兵分队分队长等职。1945年8月31日被俘。

重要罪行有:

1936年2月,在半截河等地抓捕我抗日救国人员“庄俊哲以下10名”,后命令宪兵于3月15日将9人“处以严重处分”(杀害)。

1938年3月, “逮捕了(中共)北满临时省委、吉东省委系统”“计204名”。后将“68名解送哈尔滨检察厅处刑”,其中“死刑7名”。

1938年4月中旬,在汤原县镇压抗日联军行动中,“逮捕了4名和平居民,“我命部下杀死3名,我亲自用横川的刺刀刺死1名”。

1944年3月中旬,将逮捕的“抗日地下工作员爱国人民稚某送哈尔滨石井部队”。

据上坪铁一1954年5月—7月笔供,他1902年出生,日本鹿儿岛县人。1933年5月到中国华北参加侵华战争,曾任鸡宁、东安、四平日本宪兵队中佐队长等职。1945年8月24日被苏军拘留。

重要罪行有:

1944年8月—1945年2月,“命令部下分队长,在鸡宁、平阳、东安地区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9名(姓名已记不清),经严刑拷打、审讯后,其中8名作为特别移送,经哈尔滨特务机关特别移送给石井部队”。

1944年9、10月间,将逮捕的1名中国人(苏联间谍)“作为‘特别移送’办理手续”,“移送给哈尔滨宪兵队,由该队‘特移’给石井部队。”“‘特别移送’办理手续的指示传达就是:‘在防谍(思想)上的重大犯人,将来无反利用希望者,向宪兵队司令官申请,作为特别移送办理,根据司令官许可及移送命令,送交给哈尔滨宪兵队’,由哈尔滨宪兵队送交给石井部队,在石井部队供细菌研究之实验,这是我听哈尔滨宪兵队战务课长说的。”

1944年11间,命令勃利分队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约90名,1945年4月间,“将其中10名(姓名记不清)作为特别移送,经哈尔滨特务机关移送给石井部队”。

1945年4月初,将平阳分队逮捕的8名抗日人员 “作为‘特别移送’办理”,“经哈尔滨宪兵队转送给石井部队。”

1945年5月,将勃利分队逮捕的2名抗日人员“特别移送给石井部队”。

“以上是我任鸡宁、东安队长时所逮捕中国人,全是爱国抗日的积极的先进分子,我将他们大部分特别移送给石井部队,供作最非人道的细菌实验” 。

“我作为鸡宁、东安宪兵队长时,命令部下宪兵,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后,以拷问进行严重的审讯者已报有150名以上,其中作为特别移送,交给哈尔滨石井部队者44名,拷问致死者2名”,“没有交代出来的数字,确实还有相当数字”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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